雅俗共賞

成語a典故

[ 雅 俗 共 賞 ]的 典故 是什麼勒?
陶淵明有“奇文共欣賞

疑義相與析”的詩句

那是一些“素心人”的樂事

“素心人”當然是雅人

也就是士大夫。

這兩句詩後來凝結成“賞奇析疑”一個成語

“賞奇析疑”是一種雅事

俗人的小市民和農家子弟是沒有份兒的。

然而又出現了“雅俗共賞”這一個成語

“共賞”顯然是“共欣賞”的簡化

可是這是雅人和俗人或俗人跟雅人一同在欣賞

那欣賞的大概不會還是“奇文”罷。

這句成語不知道起於什麼時代

從語氣看來

似乎雅人多少得理會到甚至遷就著俗人的樣子

這大概是在宋朝或者更後罷。

原來唐朝的安史之亂可以說是我們社會變遷的一條分水嶺。

在這之後

門第迅速的垮了台

社會的等級不像先前那樣固定了

“士”和“民”這兩個等級的分界不像先前的嚴格和清楚了

彼此的分子在流通著

上下著。

而上去的比下來的多

士人流落民間的究竟少

老百姓加入士流的卻漸漸多起來。

王侯將相早就沒有種了

讀書人到了這時候也沒有種了﹔只要家裡能夠勉強供給一些

自己有些天分

又肯用功

就是個“讀書種子”﹔去參加那些公開的考試

考中了就有官做

至少也落個紳士。

這種進展經過唐末跟五代的長期的變亂加了速度

到宋朝又加上印刷術的發達

學校多起來了

士人也多起來了

士人的地位加強

責任也加重了。

這些士人多數是來自民間的新的分子

他們多少保留著民間的生活方式和生活態度。

他們一面學習和享受那些雅的

一面卻還不能擺脫或蛻變那些俗的。

人既然很多

大家是這樣

也就不覺其寒塵﹔不但不覺其寒塵

還要重新估定價值

至少也得調整那舊來的標準與尺度。

“雅俗共賞”似乎就是新提出的尺度或標準

這裡並非打倒舊標準

只是要求那些雅士理會到或遷就些俗士的趣味

好讓大家打成一片。

當然

所謂“提出”和“要求”

都只是不自覺的看來是自然而然的趨勢。

中唐的時期

比安史之亂還早些

禪宗的和尚就開始用口語記錄大師的說教。

用口語為的是求真與化俗

化俗就是爭取群眾。

安史亂後

和尚的口語記錄更其流行

於是乎有了“語錄”這個名稱

“語錄”就成為一種著述體了。

到了宋朝

道學家講學

更廣泛的留下了許多語錄﹔他們用語錄

也還是為了求真與化俗

還是為了爭取群眾。

所謂求真的“真”

一面是如實和直接的意思。

禪家認為第一義是不可說的。

語言文字都不能表達那無限的可能

所以是虛妄的。

然而實際上語言文字究竟是不免要用的一種“方便”

記錄文字自然越近實際的、直接的說話越好。

在另一面這“真”又是自然的意思

自然才親切

才讓人容易懂

也就是更能收到化俗的功效

更能獲得廣大的群眾。

道學主要的是中國的正統的思想

道學家用了語錄做工具

大大的增強了這種新的文體的地位

語錄就成為一種傳統了。

比語錄體稍稍晚些

還出現了一種宋朝叫做“筆記”的東西。

這種作品記述有趣味的雜事

範圍很寬

一方面發表作者自己的意見

所謂議論

也就是批評

這些批評往往也很有趣味。

作者寫這種書

只當做對客閒談

並非一本正經

雖然以文言為主

可是很接近說話。

這也是給大家看的

看了可以當做“談助”

增加趣味。

宋朝的筆記最發達

當時盛行

流傳下來的也很多。

目錄家將這種筆記歸在“小說”項下

近代書店匯印這些筆記

更直題為“筆記小說”﹔中國古代所謂“小說”

原是指記述雜事的趣味作品而言的。

那裡我們得特別提到唐朝的“傳奇”。

“傳奇”據說可以見出作者的“史才、詩筆、議論”

是唐朝士子在投考進士以前用來送給一些大人先生看

介紹自己

求他們給自己宣傳的。

其中不外乎靈怪、艷情、劍俠三類故事

顯然是以供給“談助”

引起趣味為主。

無論照傳統的意念

或現代的意念

這些“傳奇”無疑的是小說

一方面也和筆記的寫作態度有相類之處。

照陳寅恪先生的意見

這種“傳奇”大概起於民間

文士是仿作

文字裡多口語化的地方。

陳先生並且說唐朝的古文運動就是從這兒開始。

他指出古文運動的領導者韓愈的《毛穎傳》

正是仿“傳奇”而作。

我們看韓愈的“氣盛言宜”的理論和他的參差錯落的文句

也正是多多少少在口語化。

他的門下的“好難”、“好易”兩派

似乎原來也都是在試驗如何口語化。

可是“好難”的一派過分強調了自己

過分想出奇制勝

不管一般人能夠了解欣賞與否

終於被人看做“詭”和“怪”而失敗

於是宋朝的歐陽修繼承了“好易”的一派的努力而奠定了古文的基礎。

──以上說的種種

都是安史亂後幾百年間自然的趨勢

就是那雅俗共賞的趨勢。

宋朝不但古文走上了“雅俗共賞”的路

詩也走向這條路。

胡適之先生說宋詩的好處就在“做詩如說話”

一語破的指出了這條路。

自然

這條路上還有許多曲折

但是就像不好懂的黃山谷

他也提出了“以俗為雅”的主張

並且點化了許多俗語成為詩句。

實踐上“以俗為雅”

並不從他開始

梅聖俞、蘇東坡都是好手

而蘇東坡更勝。

據記載梅和蘇都說過“以俗為雅”這句話

可是不大靠得住﹔黃山谷卻在《再次楊明叔韻》一詩的“引”裡鄭重的提出“以俗為雅

以故為新”

說是“舉一綱而張萬目”。

他將“以俗為雅”放在第一

因為這實在可以說是宋詩的一般作風

也正是“雅俗共賞”的路。

但是加上“以故為新”

路就曲折起來

那是雅人自賞

黃山谷所以終於不好懂了。

不過黃山谷雖然不好懂

宋詩卻終於回到了“做詩如說話”的路

這“如說話”

的確是條大路。

雅化的詩還不得不回向俗化

剛剛來自民間的詞

在當時不用說自然是“雅俗共賞”的。

別瞧黃山谷的有些詩不好懂

他的一些小詞可夠俗的。

柳耆卿更是個通俗的詞人。

詞後來雖然漸漸雅化或文人化

可是始終不能雅到詩的地位

它怎麼著也只是“詩餘”。

詞變為曲

不是在文人手裡變

是在民間變的﹔曲又變得比詞俗

雖然也經過雅化或文人化

可是還雅不到詞的地位

它只是“詞餘”。

一方面從晚唐和尚的俗講演變出來的宋朝的“說話”就是說書

乃至後來的平話以及章回小說

還有宋朝的雜劇和諸宮調等等轉變成功的元朝的雜劇和戲文

乃至後來的傳奇

以及皮簧戲

更多半是些“不登大雅”的“俗文學”。

這些除元雜劇和後來的傳奇也算是“詞餘”以外

在過去的文學傳統裡簡直沒有地位﹔也就是說這些小說和戲劇在過去的文學傳統裡多半沒有地位

有些有點地位

也不是正經地位。

可是雖然俗

大體上卻“俗不傷雅”

雖然沒有什麼地位

卻總是“雅俗共賞”的玩藝兒。

“雅俗共賞”是以雅為主的

從宋人的“以俗為雅”以及常語的“俗不傷雅”

更可見出這種賓主之分。

起初成群俗士蜂擁而上

固然逼得原來的雅士不得不理會到甚至遷就著他們的趣味

可是這些俗士需要擺脫的更多。

他們在學習

在享受

也在蛻變

這樣漸漸適應那雅化的傳統

於是乎新舊打成一片

傳統多多少少變了質繼續下去。

前面說過的文體和詩風的種種改變

就是新舊雙方調整的過程

結果遷就的漸漸不覺其為遷就

學習的也漸漸習慣成了自然

傳統的確稍稍變了質

但是還是文言或雅言為主

就算跟民眾近了一些

近得也不太多。

至於詞曲

算是新起於俗間

實在以音樂為重

文辭原是無關輕重的﹔“雅俗共賞”

正是那音樂的作用。

後來雅士們也曾分別將那些文辭雅化

但是因為音樂性太重

使他們不能完成那種雅化

所以詞曲終於不能達到詩的地位。

而曲一直配合著音樂

雅化更難

地位也就更低

還低於詞一等。

可是詞曲到了雅化的時期

那“共賞”的人卻就雅多而俗少了。

真正“雅俗共賞”的是唐、五代、北宋的詞

元朝的散曲和雜劇

還有平話和章回小說以及皮簧戲等。

皮簧戲也是音樂為主

大家直到現在都還在哼著那些粗俗的戲詞

所以雅化難以下手

雖然一二十年來這雅化也已經試著在開始。

平話和章回小說

傳統裡本來沒有

雅化沒有合式的榜樣

進行就不易。

《三國演義》雖然用了文言

卻是俗化的文言

接近口語的文言

後來的《水滸》、《西遊記》、《紅樓夢》等就都用白話了。

不能完全雅化的作品在雅化的傳統裡不能有地位

至少不能有正經的地位。

雅化程度的深線

決定這種地位的高低或有沒有

一方面也決定“雅俗共賞”的範圍的小和大──雅化越深

“共賞”的人越少

越淺也就越多。

所謂多少

主要的是俗人

是小市民和受教育的農家子弟。

在傳統裡沒有地位或只有低地位的作品

只算是玩藝兒﹔然而這些才接近民眾

接近民眾卻還能教“雅俗共賞”

雅和俗究竟有共通的地方

不是不相理會的兩橛了。

單就玩藝兒而論

“雅俗共賞”雖然是以雅化的標準為主

“共賞”者卻以俗人為主。

固然

這在雅方得降低一些

在俗方也得提高一些

要“俗不傷雅”才成﹔雅方看來太俗

以至於“俗不可耐”的

是不能“共賞”的。

但是在什麼條件之下才會讓俗人所“賞”的

雅人也能來“共賞”呢？我們想起了“有目共賞”這句話。

孟子說過“不知子都之姣者

無目者也”

“有目”是反過來說

“共賞”還是陶詩“共欣賞”的意思。

子都的美貌

有眼睛的都容易辨別

自然也就能“共賞”了。

孟子接著說：“口之於味也

有同嗜焉﹔耳之於聲也

有同聽焉﹔目之於色也

有同美焉。

”這說的是人之常情

也就是所謂人情不相遠。

但是這不相遠似乎只限於一些具體的、常識的、現實的事物和趣味。

譬如北平罷

故宮和頤和園

包括建築

風景和陳列的工藝品

似乎是“雅俗共賞”的

天橋在雅人的眼中似乎就有些太俗了。

說到文章

俗人所能“賞”的也只是常識的

現實的。

後漢的王充出身是俗人

他多多少少代表俗人說話

反對難懂而不切實用的辭賦

卻讚美公文能手。

公文這東西關系雅俗的現實利益

始終是不曾完全雅化了的。

再說後來的小說和戲劇

有的雅人說《西廂記》誨淫

《水滸傳》誨盜

這是“高論”。

實際上這一部戲劇和這一部小說都是“雅俗共賞”的作品。

《西廂記》無視了傳統的禮教

《水滸傳》無視了傳統的忠德

然而“男女”是“人之大欲”之一

“官逼民反”

也是人之常情

梁山泊的英雄正是被壓迫的人民所想望的。

俗人固然同情這些

一部分的雅人

跟俗人相距還不太遠的

也未嘗不高興這兩部書說出了他們想說而不敢說的。

這可以說是一種快感

一種趣味

可並不是低級趣味﹔這是有關系的

也未嘗不是有節制的。

“誨淫”“誨盜”只是代表統治者的利益的說話。

十九世紀二十世紀之交是個新時代

新時代給我們帶來了新文化

產生了我們的知識階級。

這知識階級跟從前的讀書人不大一樣

包括了更多的從民間來的分子

他們漸漸跟統治者拆伙而走向民間。

於是乎有了白話正宗的新文學

詞曲和小說戲劇都有了正經的地位。

還有種種歐化的新藝術。

這種文學和藝術卻並不能讓小市民來“共賞”

不用說農工大眾。

於是乎有人指出這是新紳士也就是新雅人的歐化

不管一般人能夠了解欣賞與否。

他們提倡“大眾語”運動。

但是時機還沒有成熟

結果不顯著。

抗戰以來又有“通俗化”運動

這個運動並已經在開始轉向大眾化。

“通俗化”還分別雅俗

還是“雅俗共賞”的路

大眾化卻更進一步要達到那沒有雅俗之分

只有“共賞”的局面。

這大概也會是所謂由量變到質變罷。

參考網站的啦!http://cls.admin.yzu.edu.tw/orig/all_sourcelist.asp?book_id=184